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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动与越界——黄子平的批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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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争鸣》 | 吴晓东  2020年06月29日09:00

编者按

本文为吴晓东老师对黄子平批评实践的解读,由黄子平的《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一文谈起,吴老师以此文的方法为方法,再度透过鲁迅与萨义德这本土和西方的两个滤镜,聚焦黄子平的批评理念。吴老师认为,特异的个人经历,使得黄子平具备了萨义德式“流亡”与“越界”的知识分子特性;在中心与边缘地游走中,黄子平得以刺穿鲁迅意义上的“无物之阵”直抵文本深处,挖掘文本的深层话语结构以及形式深处所内涵的历史无意识与政治无意识,揭示文学与权力之间的纠结关系。“游动和越界”是黄子平批评的内在特征,极具创造性和整体性。黄子平的文本修辞学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与其自我体认的作为游动与越界的批评的位置之间,具有内在的甚或根本的关联性。

(编者按来源于“文艺批评”公众号)

 

在黄子平先生关于“批评”的文字中,发表于2005年的《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一文具有某种挈领性的意义:

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或鲁迅所说的“文明批评”,或直截了当地简称为“批评”,乃是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使命。“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本文将以鲁迅与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为例,“双焦点”地讨论知识分子在实行此一使命时所处的“位置”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问题。[1]

文中试图思考的“位置”与“方法”,都堪称议题重大。而借助于鲁迅与萨义德的批评实践,“双焦点”地进行讨论,本身就蕴含了值得效仿的方法。笔者对黄子平先生的批评实践的解读,也试图以黄子平的方法为方法,再度透过鲁迅与萨义德这本土和西方的两个滤镜,聚焦黄子平的批评理念。

“地理中间物”

在黄子平这里,何以鲁迅和萨义德能被整合在一起进行观照?“双焦点”透视法聚焦到的是怎样的“刺点”?[2]鲁迅和萨义德彼此跨越国界、文化与时空所共同分享的,究竟是何种批评的位置?

在我看来,批评的位置即由如下两方面划定:一是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二是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而这位置当然是游动的、越界的,或者用萨义德回忆录的书名来说,是“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真正的位置,不管你是不是具有离乡背井的现实经验。[3]

从“游动”与“越界”的意义上阐发批评的位置,继而印证于萨义德的“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可以看出黄子平的批评观与萨义德的投契。当黄子平从“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以及“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两方面划定批评的位置的时候,或许可以说是把萨义德的批评理念与自己1990年代之后的生命视界相互融合、感同身受的产物。黄子平所界定的批评位置由此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定位。

黄子平的人生经历在知青一代中具有一定的独异性和典型性:从海南岛的插队生涯到成为新时期第一届大学生,亲历和参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任教燕园到1990年代的去国,在北美体会告别革命以及后冷战后殖民的文化政治氛围;再到迁居香港的教授生涯,横亘港岛的“后过渡期”与一国两制新纪元;荣休之后则辗转于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两岸三地,常常体验他乡与故乡之间的误置,更有文化意义上的漂泊不居之感。此间经历,想必时时令现实经验与历史记忆以错杂与吊诡的方式交叠互证,如此跨国度、跨文化、跨语际的越界自然也伴生了身份、认同和归属的游动性与复杂性。当黄子平把批评的位置理解为“游动的、越界的”,进而诉诸萨义德的“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其内在的逻辑和心理的脉络当是容易被读者体会到的。

黄子平与萨义德的默契,其内在意涵或许还可以在“流亡”的视景下进一步阐发。萨义德的“游动”与“越界”以及“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是与其对“流亡”情境的沉思关联在一起的。陆建德在为《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所写的序中指出:萨义德所谓的“越界”行为,“是一种对秩序和固定疆界的可贵抵抗。‘越界’后来成为他关于多元文化、流亡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关键词”。[4]这种越界与游动的生命状态,在萨义德那里可以用“流亡”的特定情境进行类比,或者可以说,正是“流亡”的遭遇和情境,催生了现实生活的越界和文化心理的越界,“越界”背后,是对流亡境遇的切身体验和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反思。

萨义德是对20世纪人类的流亡主题有着深入思索的理论家。他理解“流亡”的向度之一即是把“流亡”描述为一种“隐喻的情境”。[5]或者说,作为隐喻的流亡可能会伴随批评者与写作者的一生,即使从未走出家园一步,也可能获得流亡体验和生命情境。“在萨义德教授的论述中,‘流亡’从历史的黑洞中被还原为一种切肤的体验,它因此也就走出了狭窄的领域,面向我们每一个人。”[6]“流亡”体验因此具有了某种本体性、抽象性、隐喻性和普遍性,是每个人都可能直面的终极性情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认为“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更是个“隐喻的情境”。[7]隐喻着生命形态的游动不定、格格不入,进而归属难寻、无家可归。

据此,萨义德发明了一个“地位置换”的概念,用以形容二战期间流亡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语文学家奥尔巴赫的流亡处境:“一个像奥尔巴赫那样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在地位置换时期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是被放逐了的,被疏离了的。”[8]或许,萨义德的“地位置换”的概念转换成“地理置换”,也同样吻合于流亡者惯常体验的生命情境、社会境遇和历史处境。因此“置换”是在双重层面发生的,一是空间地理维度的移动,二是随之而来的位置或者地位的转变。黄子平由此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理中间物”的概念,则在本土研究者侧重强调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身份位置的时候,把鲁迅也带入游动和越界的阐释视野中,彰显“鲁迅言说位置的‘中间物’状态”:

单是集子的书名,也能突显鲁迅言说位置的“中间物”状态。“南腔北调”标示了国(族)语时代流离者方言乡音的驳杂不纯,“二心集”涉及的是萨义德所谓“多重忠诚”的问题,“且介亭”(半租界)不但是居住的空间位置,更凸显了殖民被殖民带来的暧昧发言位置。[9]

而正由于对这种言说位置的“中间物”状态的自觉,使得鲁迅“‘代表’或‘再现’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审慎”。言说位置也决定了言说立场、言说姿态与言说方式。因此对发声位置的自觉是一个批评者言说的前提。既是对自己言说的自觉,也借此观照他人的言说。譬如在讨论西西与何福仁的《时间的话题:对话集》时,黄子平关注的是话题中“对话者身处的历史时空的渗入”,以及对话者“在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种种‘发声位置’。然后是它们的种种‘发声方式’”。[10]而一旦引入对“发声位置”和“发声方式”的观察,而不仅仅审视和解读言说的具体内容,换句话说,关注的是在哪里说、代表哪些人在说以及怎么说,而不仅仅是说了什么,话题空间就遽然间复杂起来,进而要求批评者必须格外审慎。

这种“审慎”也同样是黄子平抱持的态度。笔者几乎从未在黄子平的写作中看到作为书写和言说的主体在“代表”什么,或者“再现”什么,而更倾向于成为一个“多重参照的视觉”下的解读者和阐释者,在深味“刺痛人心的记忆之历史”[11]的同时,继而体验作为一个“地理中间物”的历史性,并尤其在晚近的批评实践中,把鲁迅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中蕴含的“时间的历史性”,挪移为“空间的共时性”。这就是黄子平与萨义德描述的流亡和越界的情境之间在“地理中间物”意义上的共振。在黄子平去国的年代,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或许比在历史时间中更有逃逸或者逸出的可能性。流亡者通常在乌托邦和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之间循环往复,同时力求规避或对抗“恶托邦”(王德威语)。时间和一个人所背负的历史已经形塑了你,但空间则意味着逃逸和越界可能,在地理和空间中的“游动”,提供了流亡者的基本生命形态,进而也孕育着一种批判与抵抗的力量。

“边缘”的策略

“批判”与“抵抗”也构成了萨义德所诠释的“流亡”与“越界”情境中的基本向度。宋明炜在《“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一文中即集中阐释了流亡中的“抵抗”含义:

萨义德所说的流亡,在抽象意义上,意味着永远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藉。以此,“流亡”中的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流亡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迁转流徙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当代的思想流亡者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12]

“流亡”中生成的是一种抵抗,在抗拒归属的过程中瓦解形形色色的本质主义话语,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的流放,进而体味彻底弃绝的悲壮感,恰如鲁迅那样拒斥一切精神慰藉和温情主义,才更能获得格格不入的视角和抵抗的姿态,获得“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获得一种观察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超越眼光。

“流亡”由此成为在不断的越界途中一次次自我疏离和自我放逐的精神之旅,正如萨义德谈到奥尔巴赫在流亡情境中写出的那本惊世的《摹仿论》时所说:

该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在东方的、非西方的放逐和无家可归的缘故。果然如此的话,《摹仿论》本身就不是人们频频以为的那样,只是大规模地重新肯定西方文化传统,也是一部建立在对于这种传统的重大疏离之上的著作,与其说是一部其存在的条件和境况并非直接源自——它以这么不同寻常的洞见和才华所描述的——那种文化的著作,毋宁说是一部基于同这种文化隔着痛苦距离之上的著作。[13]

流亡情境使流亡者体验到身份置换和空间置换带来的多重疏离感。对奥尔巴赫来说,其疏离也是一种与自身的传统与文化的间离,借此反而获得别样的观照视角。在《害怕写作》代序里引述了一段萨义德的《乡关何处》中的文字之后,黄子平写道:

离去、抵达、流亡、怀旧、思乡、归属及旅行本身之中出现的地理是萨义德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害怕,害怕空间的位移,同时又视此为成就自我生命的绝对必要条件——“流亡与错置未尝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视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正是这段话令我怦然心动。[14]

令黄子平怦然心动的既是疏离感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的距离,同时也意味着观看事物的另类视点和双重视角,最终成为一种批评方法论,启示着黄子平的“对位阅读法”的生成。

流亡情境的另一重表征是身份位置和言说位置的“边缘化”。正如萨义德所说:“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15]当绝大多数“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自居为中心的充满优越感的学人“失去”了这种观察事物的边缘眼光的时候,真正的写作者却通过把流亡作为一种模式,而获得“边缘”的位置。而萨义德对每个人都构成启示的是:“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即一种对己身的边缘位置的自觉所塑造成型的。

在萨义德那里,“边缘”的位置还意味着一种心灵或者心智的解放: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在寻常职业生涯中,“干得不错”(doing well)和跟随传统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16]

作为“永远的边缘人”的流亡知识分子,在体验流亡情境的同时,所获得的是解放感、创造性和自由度,从中体会“独一无二的乐趣”。以此观察黄子平的批评实践,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也正是一种“自创”的精神,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自由境界,由此就比寻常职业生涯中的红包批评家更有资格体会罗兰·巴特所谓的“愉悦”与“绝爽”。而这种自由和愉悦,在大多数批评家这里可能是无从体会的,因为他们从未真正抵达边缘并甘于边缘,而总被自居中心的幻觉蒙蔽与欺瞒,进而循规蹈矩、自束手脚。

而在黄子平这里,“边缘”还同时意味着一种阅读、写作的方法和策略。黄子平在《边缘阅读》后记中说:“如果‘边缘’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固定位置,如果‘边缘’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我还是不揣冒昧,用收在这里的文字,表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愿。”[17]

而真正的边缘姿态在催生了移动的阅读策略的同时,也以游动和越界的行为破除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或者从边缘瞩望和瓦解中心,或者干脆使边缘和中心彼此相对化,在两者间自由地游走和穿越。洪子诚先生曾经对黄子平这种作为立场、位置、姿态的“边缘”以及作为阅读的具体方法论的“边缘”进行过更深入的阐发:

(黄子平)不将“边缘”当做一种标榜、姿态,当做与“中心”对立的固定位置,甚至不将它设定为一种社会位置和政治、文化立场。他只是愿意“低调”地理解为一种时刻移动的阅读、写作“策略”。从阅读、写作的范围内,“边缘”在他那里,就是抵抗一般化、规格化的阐释和表述。就是逃离包围着我们,有时且密不透风的陈词滥调。就是必要时冒犯、拆解政治、社会生活的“标准语”和支撑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读缝隙”,“读字里行间”。就是寻找某种“症候”性的语词、隐喻、叙述方式,开启有可能到达文本的“魂”的通道。就是在看起来平整、光滑的表层发现裂缝,发现“焊接”痕迹,发现有意无意遮蔽的矛盾。当然,也就是发现被遗漏、省略的“空白”。[18]

洪子诚先生连用七个“就是”,把黄子平的边缘位置具体阐释为一种阅读和写作策略,一种阐释和表达的手段,一种批评和解读技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一种症候性的方法论,堪称是最有会心的理想读者。

“对位阅读法”

陆建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序中这样评价萨义德:

他的文字处处透出一种执拗的“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叶芝诗句),阅读起来心智犹如踏上远足:翻山越岭,远瞰近观,终点遥不可期,但是一路上批评意识得到磨砺,于是乐就在其中了。

读黄子平的批评文字,也给我这种心智踏上远足的感觉,或许同样“处处透出一种执拗的‘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洪子诚先生称黄子平的写作有一种“慎重和矜持”,并由此转化为“‘文体’态度。在他那里,‘文体’与‘人生’之间本难区分”,[19]传达的是类似的感受。这种“慎重和矜持”或许与黄子平处理的多是“困难事情”有关。而“慎重和矜持”或许不是刻意而为的姿态,更像一个批评家的本分。因为萨义德以及黄子平这样的批评家,不屑于言说众所周知的事情,而更倾向于直面人生、社会、历史的诸般困境,试图发掘文本内在的秘密,进而穿越文本洞察文化传统的秘密,权力运作的秘密,由此批评实践必然被视为一种困难的志业。或许黄子平的“害怕写作”,也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写作和批评实践怀有更高的期许,尤其是在批评实践中力图挖掘文本的深层话语结构以及形式深处所内涵的历史无意识与政治无意识,洞察形式中的意识形态,揭示文学与权力之间的纠结关系。何况写作本身也难以祛除与权力的缠杂,正如《害怕写作》“代序”中所说:“深刻的反思使我看到写作与权力的纠缠远为复杂(当然,阅读福柯也是重要的思想历程)。”[20]

这就得益于黄子平对福柯与萨义德理论的对位式阅读。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说:“福柯最引人入胜和最有争议的历史和哲学命题,就在于话语以及文本变成了无形的,就在于话语开始进行了掩饰,从而仅只表现为书写和文本,就在于话语不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是一般说来作为文化史的一个事件,个别说来作为知识的一个事件,隐藏了它的形成以及它与权力之隶属关系的系统法则。”[21]黄子平也借此洞见到“话语”以及由话语构成的“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掩饰功能,从而隐藏的是与权力之间的隶属关系。因此对话语和文本的分析就是要洞察这种内在的“权力之隶属关系”。萨义德在《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专著中也正是力图穿透西方形形色色的经典文学文本或者历史文本,捕捉与揭示内在的权力关系。而在黄子平以鲁迅与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为例,“双焦点”地讨论知识分子的批评位置的时候,尤其卓有成效地揭示了鲁迅批评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正在于洞见的是“话语”作为“权力运作之掩饰”的内在奥秘:“鲁迅指出官方文本中的编码秘密,指出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一性’,而隐瞒这种‘不同一性’正是权力运作的奥妙之所在。”[22]这也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秘密:

意识形态之所以维持,必须对这个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要是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就崩溃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也不要举我们现在,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吧。苏共二十大作报告当天,十二个代表因为精神错乱被抬出了会场。态度强硬的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几天后心脏病发作去世。苏联作协书记法捷耶夫不久后开枪自杀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普通党员,本身就是斯大林主义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能做,不能说,结果赫鲁晓夫说出来了,他们崩溃了。魏晋也是这么回事儿。意识形态是干什么的,意识形态需要杀一两个“不×”之人,来掩盖“以×治天下”的不可能性。[23]

鲁迅的批评实践最有功力的地方,就在于揭示“麒麟皮下的马脚”,揭示意识形态话语内在的悖谬,揭示表面文章和深层意图的背反,揭示话语“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一性。在《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一文中,黄子平把鲁迅阐发的“推背图”法作为最有本土功效和方法论特色的“对位阅读法”,尤其是适用于“阅读权势者叙事的方法”,而且认为这种“推背图”法要比“正面文章反看法”复杂得多: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说”与“做”,“明”与“暗”,“自己”与“别人”,“这样”与“那样”,排列组合,变幻莫测。这是做文章之难,也是读文章之难。[24]

黄子平借助于鲁迅的洞察,揭示的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做文章之难”以及“读文章之难”,套用萨义德的说法,这就是“文本的困境(aporias)和悖论”的具体表征。[25]如果说对于萨义德而言,揭示文本的困境和悖论,其中或许不乏在挑战“困难事情”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智力的乐趣和快感(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谓的“愉悦”和“绝爽”),而对本土的鲁迅来说,则更是冒着性命风险的抵抗的政治实践。

这也凸显了“对位阅读法”的有效性,尤其对萨义德这样把流亡与越界体认为自己的批评位置的批评家更其如此。正如黄子平所引用的萨义德的《寒冬心灵》中的著名论述:“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26]而当黄子平以“对位阅读法”总括鲁迅与萨义德的“阅读”实践的时候,在我看来,也是在为自己的阅读方法论定位。尤其是黄子平90年代迄今的批评,同样给人以一种“多重视野”互为映衬彼此参照所产生的“一种觉知”,涵容着游牧的、对位的,尤其是“去中心的”诸种特征。祖国记忆、北美经历、香港体验、台湾游历……都在游动与越界的同时催生着批评者的“地理中间物”意识与“对位阅读法”,加上每个生命阶段所层累的阅读经验,尤其是对西方理论视野整体性的谙熟,使黄子平的批评实践生成了一种“撼动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并非如萨义德所说,是爆发式的火山气态喷发,更如流涌的液态岩浆,或者恰似鲁迅所谓的运行在地下的暗火。

这就是黄子平的文字的魅力,是以内化为生命情境的“地理中间物”意识以及“多重参照的视觉”下生成的审慎的“对位阅读法”为背景的。其中表达和言说方式的“慎重和矜持”或许更可以看做是批评者伦理固有的要求,背后是对批评主体变动不居的“地理中间物”意识的醒觉,也是对主体的非稳定性的体认。作为一个把写作当成宿命的批评主体,由此必然对写作抱有敬畏之心。因为“写作者无不身处主体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你使用了一种被时代诅咒的媒介来表达时代的启蒙要求。而‘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也无可挽回地迷失了。除了发出嗫嚅的絮咿之文,到何处去寻觅文之愉悦和文之绝爽”?[27]当体认到主体处于被撕裂的状态,也才真正有可能使批评者破除掉“主体整一性”的幻觉,接纳主体游动、越界的非稳定性,反而有助于揭示现代写作主体所身处的本真情境,从而直面写作与批评的限度,进而方能有效地开拓批评的可能性空间。

批评修辞术

批评者应该如何因应“困难的事情”,如何直面“文本的困境和悖论”,这方面萨义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性,他把“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最终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文本的批评修辞术。

在萨义德看来,“文本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牺牲它的种种构成成分的某些人类因素为代价,体制化了的力量体系”。[28]其中渗透了历史无意识之恶以及压制性的权力,正如萨义德援引福柯所做的进一步阐发:“文本含纳了话语,但含纳过程有时却相当粗暴。”“从表面上看,言语很可能无足轻重,然而,围绕着它的禁止事项,很快就会揭示出它同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言语绝不只是将冲突和统治体系言语化(verbalization)……人类斗争的目标也正在于此。”[29]正因如此,当代批评者也要求兼具战略家和战术家的质素,才能在宏观战略和具体战役中均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写于北美的可以与《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相提并论的另一篇纲领性批评文字《与“他人”共舞》中,黄子平强调一种“逃遁式”的或“游击型”的开拓话语空间的另类方式,借此观察“话语网络中无数的点与点之间对抗、协调、冲突、妥协、纵横捭阖形成的复杂战略情势”。[30]这种复杂的战略情势在黄子平的著作《革命·历史·小说》的第六章“小说与新闻:‘真实’向话语的转换”中有着精彩的论及:

更深刻的权力运作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对论辩诸方的控制,甚至,这种控制并不能完全从消极方面去理解,正是它才使得“真实”成形、呈现并转换为可以交换的话语。如此种种都是“压抑机制”说所看不到的。“压抑机制”说将权力视为从一个“只会说‘不’”的中心点向四面施加煌煌炎威,而不是汇自四面八方的极为复杂互相冲突的战略情势。它看不到对抗权力的那些阻力点也是权力战略的组成部分,看不到它们在同一知识-文化范型的统摄下使用或同或异的语言,看不到权力即由此种语言所产生。看到这些,身处每一局部网络的具体个人,还会将“压抑”全部推给那个独一无二的中心点,活的一身轻松么(尽管仍一面嚷嚷着沉重的压抑)?看到这些,我们还会天真地相信,一旦祛除压抑,大声说出(用何种语言?)“真实”的新时代就会降临么?[31]

权力、中心、真实、话语、压抑、意识形态、知识-文化范型……组成当代盘根错节的话语网络,也必然要求批评者在这种纵横的阡陌中采取移动与越界的主体姿态。“游动”与“越界”的批评位置由此进一步表现为主动出击的游击战术,同时又要在话语网络中生成总体性的观察视野,才能洞悉“复杂的战略情势”。

这无疑是对“困难事情”的真正直面。一方面要求曾经越界到全球理论前沿——北美大陆——的黄子平大批量斩获批判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也需要把各路的理论资源转化为具体的批评方法论。黄子平吸纳的理论前所未有的驳杂,也意味着各路理论都在为他所用。不过黄子平更青睐的,或者更与他的批评理念相投契的,或许是萨义德、阿甘本,尤其是福柯和罗兰?巴特。而黄子平的强大的消化能力则表现在,所有的理论武器都在他自己的兵工厂里重新锻造、加工和组合,最终铸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批评修辞术。同时黄子平的修辞术又创造性地把福柯的“知识的考掘”、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与鲁迅的“学匪派考古学”融为一体,从而使自己的批评更有效地因应本土的现实和历史。

黄子平的批评图谱中鲁迅的结构性意义在于:只有引入鲁迅,知识考古学和对位阅读法才可能真正在本土生效,也才有可能化解本土化的“做文章之难”以及“读文章之难”。或许这种有本土特色的“文章之难”要求诉诸更有难度的阅读法。于是就需要借助鲁迅的“推背图”法以及“学匪派的考古学”,去建构一种鲁迅式的洞若观火的批评修辞术,才能真正洞穿国人所擅长的“假面”与“演戏”、透视形形色色的“无物之阵”,揭示各种表与里、内与外、言与意、说与做……等等等等其间的非同一性。只有通过鲁迅式的批评修辞术的批判,才能真正揭示文本中所内涵的权力的压抑机制以及历史的和政治的无意识,揭示文本与话语表层下面的深层结构、内在结构以及关键结构。修辞术的重要性在于为文本和形式实践找到真正的批评方法,如庖丁解牛,快刀斩乱麻,才能痛快淋漓地剖析政治的深层肌理,使历史的丑陋真相显露,让隐微的权力关系无所遁形。而真正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深处的压抑机制是被隐藏和掩饰在文本话语深处的,批评者担负的是如鲁迅所做的“揭开麒麟皮,露出马脚”的工作,即所谓的穿越幻觉,直抵真相。而最难以超越的幻觉,或许是被形式和修辞掩盖的幻觉,因此批评者就需要锻造一种文本修辞术,借此形成一种形式的洞察力。

在这个意义上,黄子平所双重聚焦的萨义德和鲁迅堪称是运用批评修辞术的大家,他们的批评文体本身呈现的修辞风格就构成了一种批判的武器。正如陆建德所说:萨义德“把马克思的写作风格认定为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武器,这和他崇尚机警、有力又带着不敬的嘲讽的风格是一致的”。[32]这与萨义德本人对流亡知识分子的修辞姿态的体认不谋而合,萨义德认为:“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cynical)。”与此相类,读者从黄子平的批评文体中也会轻而易举地辨识出反讽与机智的风格,一种不无狡黠的智慧,一种以撒·柏林所谓的狐狸型人格,既有深刻的悲观,又给读者以“温婉的希望”,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在黄子平看来,‘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这也就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和文体形态的特征的概括。”[33]但恰是这种“智性而温婉的话语”在黄子平这里却最具有杀伤力,这种杀伤性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内敛的功力,来自于思想穿透力和形式洞察力,也来自于反讽的修辞与怀疑的智慧。

反讽的修辞与怀疑的智慧既可以印证于萨义德对游动与越界的流亡情境的体验,更可以在鲁迅式的皮里阳秋的“推背图”法中找到本土的资源。这种同时聚焦萨义德和鲁迅的“双焦点”透视也体现在黄子平下面这段话中:

当“正人君子”们占据了“公理”“正义”等“好看的名目”,鲁迅却认为必须揭示“麒麟皮下的马脚”。这令人联想到鲁迅早年心仪的尼采,以及萨义德引用尼采的这段总结性话语:“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一支游动的军队,是一大群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方式;是经过诗化、修辞加工后被换位、被修饰得十分凝练的人类关系总和;这些关系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不变、经典,且具有约束力。真理就是幻象,只不过我们忘了这一事实而已。真理是隐喻,但它们已经陈旧不堪,毫无感官力量,它们如同钱币失去了喻意而仅仅是金属。”

真理是“被修饰得十分凝练的人类关系总和”,“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方式”本身正是真理所借用的修辞。吊诡的是,假如批评者意图对被修饰了的陈旧不堪的真理重新抛光,同样需要借助于修辞,诚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黄子平所进一步发挥的那样:“真理是历史的产物,它借助社会、政治和语言机构而继续生存。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对权势说真话,其中的一种方法是重新激活那些隐喻和转喻,使真理历史化,也就是说,使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声音浮出地表。”[34]如果说,真理是修辞的产物,那么,批评者也只有通过修辞的历练,同时经由修辞,才能洞穿真理的幻象,从而使真理真正历史化。

“文本之外无物”

黄子平的批评修辞术同时也是抵达复杂化文本的有效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也是文学者。黄子平必然要在批评实践中经常面对文本性与文学性的问题,而他也的确对这两个文学理论界莫衷一是的关键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界说。[35]

在当代批评家这里,可能没有谁比黄子平更关注于文本与形式问题。即使研究“鲁迅的文化研究”,精髓所在也许是对鲁迅文本形式的洞察:“鲁迅的文化批判,极为关注文化观念的呈现形式。他讲到文章的时代风格,讲到照相的布景的非常有趣的细节,这些东西他都不会忽略,他会在细节里边发现秘密,这是我们做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人最应该掌握的基本方法。你如果没有把握住这种形式和表达里面的细节,你这篇文章其实是没有做好。”[36]对文本的解剖与形式的追踪在黄子平这里由此可以看成是批评实践的核心内容,持续追踪文本和形式的秘密也是黄子平批评实践的一大乐趣:

我自己对“文本解读”的理解是从罗兰·巴特那里学来的,是把社会、历史等对象不再看成我们有待努力去认识的现实、存在或实体,而是跟文学作品一样也是我们破译或诠释的众多“文本”。社会、历史、现实作为“文本”,它们的语法、语义和语篇的“组织生成”,跟文学文本一视同仁地成为破译的对象。这就不存在“走出”的问题了,只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了,“文本之外无物”了。这种方法在“策略上的优势”,是可以化解“主客二分”带来的诸多解释学难题,使得各种“决定论”变成虚假的问题,而批评家自己作为“读者”的位置,以及他的破译行为本身,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过往被压抑的那部分“真实”,即众多“文本”的呈现方式(“形式”)的进化,得以揭示出来。[37]

这段话中最醒目的一句或许是“文本之外无物”,这斩钉截铁的德里达式的言说或许印证了黄子平早期批评中一句充满智慧的表述:“深刻的片面。”其深刻处当然在于只有视“文本之外无物”,才能把大部分人类的实践文本化,批评者才能集中精力于对文本秘密的破译行为本身,也才能凸显修辞术的巨大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黄子平无疑最倾心的理论家是罗兰·巴特。罗兰·巴特曾经试图区分作品与文本:“作品是一个物质性的片段,占据着书本的部分空间(比如在一个图书馆里),而文本却是一个方法论的领域。”“作品可以(在书店、书目、考试大纲里)被看到,而文本却是一个演示的过程,是按照(或违反)一定规则进行言说;作品可以被拿在手里,而文本则维系在语言之中,它只存在于言说活动中(更准确地说,唯其如此文本才成其为文本)。文本不是作品的分解,而作品是文本想象性的附庸;或再强调一次,文本只在生产活动中被体验到。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文本决不会停留(比停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文本的构建活动就是‘穿越’(尤其是穿越某个作品、几个作品)。”[38]

这种文本的以“穿越”为特征的构建活动颇类似于萨义德所定义的流亡者的越界实践。而罗兰·巴特所谓“文本只在生产活动中被体验到”,也同样类似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对文本的界定:“文本,不是一个沉默理想(ideality)的事实,而是一个生产(production)的事实。”[39]在另一本专著《开端:意图与方法》中,萨义德进一步声言:“文本必须一直被生产出来,连续不断。”[40]

这种生产性的特质,顶级娱乐官网注册:使文本在黄子平这里也成为一个开放的范畴,由此从文本的形式诗学迈向一种开放的政治诗学。文本的形式之中已经渗透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可以说,伊格尔顿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也构成我们准确理解黄子平的文本与形式观念的一个入口。

“文本之外无物”的说法堪称是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一种“绝爽”的表达,一种过度修辞。批评的愉悦由此更是文本的愉悦、阐释的愉悦、破解密码的愉悦。而更深刻的愉悦还体现在批评者对文本与权力关系的揭示,以及对文本与历史的互动结构以及秘密结盟关系的洞察,其间对文本形式本身所内在化了审美意识形态以及内在化了权力意志的发掘,更使愉悦升华为绝爽。

“文本之外无物”作为“深刻的片面”之片面性则或许表现在对文本的历史性的忽略。当然黄子平激赏“文本之外无物”的时候不会简单到无视文本的历史维度,而当笔者中庸而平庸地为“文本”范畴补足其历史性视野的时候,或许就失去了黄子平类似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决绝,虽然历史性必然要蕴含在文本性之中。譬如萨义德的地理中间物视域被挪用到文本破译行为之后,批评者主体的越界就既包括穿越文本形式的内外边界,也包括穿越结构与历史的边界,由此生成为一种历史中的实践,“地理中间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叠印上了“历史中间物”的影子,越界与游动本身就携带上了历史性。

当黄子平揭示出“写作者无不身处主体被撕裂的状态之中”的时候,如何重建写作与批评主体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双焦点”的透视法在共时性的对比参证的同时其实就已经许诺了历史视野与未来远景的介入。就像马克思所说,“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41]来慰藉现时态中分裂的主体。游动的历史性和政治性都与历史中的主体曾经撕裂的体验建立了关联性。

在《革命·历史·小说》这部书的三段式命名中,“历史”具有居间的作用,作为中介物平衡着“革命”和“小说”这两个维度,黄子平在该书的前言中说:

本书的主要部分即在于试图重新解读这批“革命历史小说”。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42]

这段表述令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诗:“往事依然发狂,还装成不知内情。”而讲述行为既把往事带入当下,也缓解着对未来的焦虑,成为一种具有内在整一性的时间的绵延。因此洪子诚在《“边缘”阅读和写作——“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一文中指出,黄子平所谓的“历史深处”“不仅是实存的‘历史’自身,也不仅指叙述历史的文本形态,而是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43]

黄子平比较看重阿甘本关于当代人的一个说法:“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都是黑暗的、暗淡的,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暗淡的人。”[44]当称“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的时候,这种时代的晦暗就与历史(“所有的时代”)脱不了干系。时代之恶有时也是历史之恶。因此当黄子平说“批评的位置是由两方面划定的:一是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二是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的时候,“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或许与“地理中间物”意识以及身份的变换和游移的空间性有更直接的关联,而所谓的“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其实就在言说批评位置的历史性或者说时间性向度。在黄子平晚近的写作和批评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向现代史回溯,鲁迅、沈从文、丁玲、张爱玲等作家的文本实践为黄子平提供了历史的纵深感,尤其是鲁迅更是作为方法而存在于黄子平的书写中,并直接渗透于文本修辞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在肌理之中。文本的历史性也就有助于黄子平的“文本诗学”从历史诗学与新历史主义主张的文化诗学那里进一步装备自己的武器和弹药吧。

本文试图从越界与游动的主体性范畴出发理解黄子平或许也仅仅是隐喻性的策略,但即使作为一种隐喻,游动和越界也能突显黄子平的批评的内在特征,笔者称之为以破译文本秘密为中心的一种带有鲜明解构性的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及以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为底蕴的形式批评。本文试图总结黄子平所创造性生成的一些批评理念和方法论范畴,捕捉游动与越界的游击战术背后批评战略的隐约的整体性,进而归纳独属于黄子平的兼容了理论和方法的文本修辞学,并认为这种文本修辞学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与黄子平先生自我体认的作为游动与越界的批评的位置之间具有内在的甚或根本的关联性。

2020年1月10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注释

[1]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刺点”乃借用黄子平所援用的罗兰·巴特语。参见黄子平:《鲁迅的文化研究》,《现代中国》,第十辑,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5]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6]宋明炜:《“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7]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8]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9]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0]黄子平:《边缘阅读》,第18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此处借用了黄子平在《边缘阅读》中的说法:“历史是什么?历史即至今仍然刺痛人心的记忆。” 《边缘阅读》,第19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宋明炜:《“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13]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1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14]黄子平:《害怕写作》,第4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15]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5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6]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5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7]黄子平:《边缘阅读》,第28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黄子平:《害怕写作》,第7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1]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38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2]黄子平: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3]黄子平:《鲁迅的文化研究》,《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黄子平: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5]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6]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7]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前言,《文本及其不满》(特别定制版),第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

[28]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8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9]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76-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30]黄子平:《边缘阅读》,第266-26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31]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10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32]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33]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1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4]黄子平:《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5]譬如黄子平在题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访谈中对“文学”与“文学性”的精彩界定:“在文学史的各个阶段,‘文学性’(正如‘纯文学’‘纯诗’)总是多元的政治角力的场域。在我自己,是不把文学视为无信仰时代的信仰,也不把文学看作是保存工具理性时代的感性、生命体验的逋逃薮。但我特别喜欢‘作为方法的文学’,即面对任何文本,要是放弃了对它的语言、修辞、意象和虚构的感受和分析,就感到非常可惜。你会说文本层面的技巧分析,背后的感性和生命体验就不管了么?表面即深度。读出任何文本的語言、修辞、意象和虚构(以及视点、韵律、节奏等等),就是把它读成了某种‘文学’,乐趣于焉而生。方法生成文学,生成之后‘有用’与否,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方法的文学’,是文学对人文传统的最大贡献。”载《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一期。

[36]黄子平:《鲁迅的文化研究》,《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7]黄子平:《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书城》,2012年第11期。

[38]罗兰?巴特著,杨庭曦译:《从作品到文本》,载《外国美学》第20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2年。

[39]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第8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40]萨义德著、章乐天译:《开端:意图与方法》,第303页。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2]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43]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1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4]黄子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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